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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政道活着时的一个瞬间。所有人都知道的李政道是一个学术明星。1957年，他与杨振宁因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的李政道成为二战后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和杨振宁也成为最早的两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很多人因为他而开始学习物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上课的时候，台下总是座无虚席。李政道是一位勤奋的老师，他会早早起床开始工作，细心准备讲座内容，但不管讲多少次，他的研究依然晦涩、复杂，离大部分人很遥远，连系里同事去听他的讲座，回来的第一反应也常常是，「我听不大明白」。

　　直到现在，许多中国物理学家都能拿出来李政道寄给他们的新年祝福，那是他每年春节期间亲手制作的贺岁明信片。人们能讲出许多李政道的工作瞬间，他如何帮助国内科学家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如何促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设立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还有更多影响深远的科学大事——博士后制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设立等等——都与李政道直接相关。他们在讲述李政道的时候，一半时间在讲他的科学贡献，另一半则是与他相处时的种种温暖回忆。

　　2011年，85岁的李政道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退休，三年后，他从纽约搬去旧金山，和儿孙们生活。一开始他还会继续做物理，儿子去看望他时，发现他还会用过去讲课用的习题锻炼脑力，只是后来物理在他的生活里渐渐变淡了。晚年的李政道没有办法坐车超过两个小时，所以人生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家的附近。天气好的日子，他会在金门大桥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散步，也会和孙女一起在公园里临摹。留在家里的时候，他在书房写字、画画。他晚年喜欢画竹，以悼念病逝的妻子。

　　这些都是他的儿子李中清在父亲去世后回忆的细节。三个月后，他带着父亲的遗骨回到苏州，按照父亲的遗愿，将李政道与秦惠䇹合葬。在国内的告别仪式上，他见到了更多认识李政道的人，包括父亲的学生、同事、同行，从他们那里听说许多关于父亲的细节——父亲每年寄给他们亲手制作的贺年卡、留学困难时期父亲请他们吃过的晚餐、无助的时候父亲给予他们的支持……历史记住的李政道是一个物理学天才，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记得的李政道，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善意。

　　这样的特点让他在晚年很受争议，有时候人们说他落伍了，有时候又有人说这样才好。对那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宗庆后是一个能让人看到奔头的人。他让员工勤奋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会为他们着想，为他们谋福利。他曾在采访中说，「我本身是从社会最底层起来的，过过穷日子，理解穷人的生活，我也还在接触社会的最底层。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留在城市工作的人社会压力大，房子买不起，甚至租都租不起，教育、医疗成本也都很高，政府也要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关乎民生的议案。宗庆后从2004年就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修改征税税率。在2008年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富人对2000元还是5000元起征个税根本无所谓，而广大工薪阶层会算得很清楚，税后的收入，才算是拿到手的真正的收入，是实实在在可以消费的」。新税法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后，他还呼吁工薪阶层免缴个税，建议国家建立阶梯式的供房制度，给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提供一室一厅的廉租房；给有一定工作年限、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工薪阶层，提供一套经济适用房。多年来他还在人大和许多其他公开场合呼吁通过税制改革，提高老百姓收入。

　　西田敏行是个喜欢和人在一起的人。他的父亲是个电影迷，老带他去电影院。父亲喜欢看电影，而他更喜欢看电影内外的人。有次在老家福岛看电影，大银幕上演到坏蛋想要非礼公主，主人公骑马飞奔去营救，观众席上的大婶本来正在吃橘子，看到电影里的主人公快要赶不上了，急得把橘子扔向银幕上的坏蛋，厉声呵斥道，「混犊子，还不住手！」他一直记着这一幕，那天电影院的幕布被大婶的橘子打得一抖一抖的，以至于电影画面都跟着变形，坏蛋的脸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公主的眉毛一会儿高一会儿矮，就连策马飞奔的主人公也跟着幕布呼扇呼扇，顶着不断变形的脸，赶来营救公主。

　　他演过将军，演过武士，演过《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也演过街坊邻里的小老百姓。他塑造的人物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恶霸，还有很多说不清善与恶的人物形象。他在医疗剧《白色巨塔》中扮演财前五郎的岳父，这个人有狡黠市侩的一面，带着女婿攀关系、走后门，渴望通过女婿让自己家飞黄腾达，但当他知道女婿罹患癌症，时日无多，苦心经营的争权夺利计划要破产时，他只是坐在病床边，摸着女婿的头发，嘴里说的是俏皮话，眼睛里却是父亲般的怜爱和悲伤。《家族的形式》里的他是一个催儿子结婚的父亲，自顾自跑到儿子家里住，拉着老朋友在儿子家里聚会唱歌。这是一个光看角色简介就会让人生气的人物，但西田敏行演出来的形象却让人多了一份理解，他一个人坐在公寓大堂，小心翼翼询问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言语之间是一个生长在不同时代的父亲的困惑：「我这个人啊，不怎么跟儿子交流，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儿子的想法。孤单到底是什么呢？你看，住在这么豪华的楼里，这里也不是他的家，就算回到家，也没有人跟你说一句『你回来啦』，一定会很孤单吧。」

　　NHK在给西田敏行准备的纪念节目里，收录了一小段他曾经的视频：节目组让他宣传自己当时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镜头前的西田敏行只提了一句剧中主角的名字，剩下的所有时间就像在跟朋友聊天一样，跟电视另一端的人一边比划一边讲解，「觉得辛苦的时候，把嘴角这样推上去吧！」他先做了一个鬼脸，假装苦哈哈的样子，然后用手推着嘴角，把耷拉下来的嘴推成了笑，「早起想到新的一天，觉得熬不下去的时候，试着推推看怎么样？就算日子不好笑，也请这样试一试。」那是来自西田敏行——一个素不相识也会热情跟你打招呼的朋友——的嘱咐，「把苦反过来，偏偏笑一笑」。

　　他的文章很快被退了回来，后来他才知道，英国的物理学期刊编辑觉得这位35岁的研究者想法飘得太远，「跟物理学没什么明显的关系」。最后，这个理论在美国物理学刊物《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与此同时，该杂志也发表了比利时物理学家弗朗索瓦·恩格勒特（Francois Englert）和罗伯特·布罗特（Robert Brout）联合撰写的文章，他们发现了与希格斯相同的结论。

　　人们不理解希格斯的平静，希格斯也不理解人们的热闹。等待希格斯粒子的50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许多热闹事。人们轰轰烈烈地讨论要建造SSC（超导超级对撞机）去寻找希格斯粒子，又轰轰烈烈地争吵、抗议、互相指责，最终否决了它，把做了一半的设备扔在半路上。美国物理学家莱德曼写过一本书，讲到了这个寻找历程困难重重的希格斯粒子，他原本打算叫它「该死的粒子」（Goddamned Particle），但出版社不同意书名有粗话，顺手删掉了「该死的」（damned）这个词，就这样变成了「上帝粒子」（God Particle）。

　　这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物理学趣事，也是希格斯厌烦了一辈子的事。他讨厌哗众取宠的高声演讲，讨厌一群人轰隆隆来了，又轰隆隆去了，尤其讨厌人们以一知半解的方式理解世界，不想听复杂的理论，只想听一个简单的结论。他很害怕人们看到希格斯粒子的研究拿了诺贝尔奖，就以为世界不再需要大科学实验了。这让他想起中学时代，他听到了物理学家们讲述原理，也看到了新闻里的广岛和长崎，这让他有一种复杂的感受，为科学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也为物理的后果担忧。他恐惧人类的狂热和愚蠢。

　　他的天真来自于一种信念，小泽征尔相信音乐，相信音乐能够带来改变，哪怕是再大的悲哀与创伤，也能在音乐中得到拯救。他觉得自己的老师卡拉扬像个魔术师，带领柏林爱乐乐团在二战后走向巅峰，所有的声音在他的指挥下都「变得」如此和谐；后来他成为伯恩斯坦的助手，看着伯恩斯坦在电视上为普通人讲解贝多芬，到剧场给小孩子做讲座，让美国掀起了古典乐的热潮，在柏林墙倒塌后在现场演奏改编后的《欢乐颂》，让曾经隔阂的「两德」响起同一种音乐。

　　在他的职业鼎盛时期，这份音乐信念支撑着他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1979年，他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时逢中美建交、中国逐步改革开放，他的演出一时间成为北京城里最轰动的事。最后一场演出的下半场成为佳话——小泽征尔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名观众面前，让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美国乐手和中央乐团的中国乐手坐在一起，共用同一个谱架，一起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217名乐手语言不通，但他们在音乐里实现了共鸣。小泽征尔后来描述这段回忆时说，「由我这位日本人做中间人，中美乐师们一起演出，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简直像做梦一样」。

　　小泽征尔出生在沈阳，后来又在北京生活了五年，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他第一次以指挥家身份回到北京是在1976年，还和中央乐团合作过演出。见到中国乐手，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说起自己对战争的反思，他在指挥台上捂着脸哭了起来，说这是自己的赎罪和道歉之旅。他的真诚为他换来了许多珍贵的情谊，他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可以跟他一起聊天到天亮的朋友。他们一起喝茅台，吃烤鸭，在小区里找人借了自行车，一路骑着就去了小时候生活的四合院，跟住在那里的人讲自己小时候如何在院子里爬树。他更加确信自己对音乐的信念。

　　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决定改行全职做投资，这把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原本是数学家，在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当数学系主任，有一份终身教职。一开始同事们只是私下里议论，知道他喜欢投资，热衷于今天赚一点，明天亏一点。可他选择彻底脱离学术，还是给数学圈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他的父亲一直懊悔他放弃了终身教职，而同行说，「我们有点儿看不起他，仿佛他已经堕落了，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明明是一个数学家，却跑出去说自己特别喜欢钱。

　　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西蒙斯改行做投资那年40岁，在此之前，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读大一的时候就达到了本科毕业生水平，23岁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数学博士学位，当年就被聘为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他的博士生导师是陈省身，他们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首次提出了陈-西蒙斯常量，这让西蒙斯在38岁就获得了美国数学学会最高奖项。这中间还穿插了两年跑去国防部下属机构当破译密码的特工的经历。这份惊人的智商和适应力是他赚钱的第一大要素，而他的第一任妻子道出了他能持续赚钱的另一大动力，「西蒙斯很早就明白金钱就是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让别人比他更有力量」。

　　接下来轮到他周围的人不适应了。每次他出现在公共场合，人们总要给他对钱的追求找个好听点的理由，把它跟慈善、冒险、好奇心搭上关系。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300多名员工中，有60多位专家，包括人工智能专家、量子物理学家、计算机语言学家、统计学家和数学理论家。他们因为选择跟随西蒙斯改行做投资也开始渐渐变得富有。公司停车场里保时捷随处可见，一些高管甚至坐着直升机去纽约吃午餐，他们开始为财富自由感到喜悦，这个曾经的科学圈子也不再谈论放弃数学多可惜，改行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

　　72岁那一年，西蒙斯宣布退休。他从40岁开始努力赚钱，接下来他打算努力花钱了。他买了很多昂贵的东西——花了1亿美元，买了一艘以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命名的豪华游艇；又承诺资助1亿美元，召集科学家研究孤独症；他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买了一套公寓，又买了一片可以俯瞰长岛海湾的土地。由于他不喜欢在办公室熄灭香烟，他每年有一笔钱专门用来缴纳罚款。还有一大笔钱，他投给了数学教育，协助成立了美国数学协会，希望用金钱奖励留住更多公立学校里的数学教师。他还出资7500万美元，在智利的沙漠上建立一座巨型天文台，找来天体物理学家，委派他回答「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要求他「尽量在几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趁我还活着的时候」……

　　——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她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也培养了许多学生，讲起比较文学的时候，乐黛云是明亮的，但她的生命里还有很多同样明亮的瞬间，其中一个发生在1949年，那时候她正在农村义务劳动，干活的时候正是春末夏初，暖融融的太阳晒着嫩绿的小草，她沉醉在这种生活的美意里，汤一介摘了几棵小草放在她的口袋里，她一下子被这几棵小草打动了。后来他们从同学成为朋友，结为夫妻，直到晚年还经常一起绕着未名湖散步。2024年7月27日，乐黛云逝世于北京，享年93岁；

　　——鸟山明，日本漫画家，代表作有《阿拉蕾》和《龙珠》，这些作品在全世界都颇有影响力，以至于在他去世后，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官方社交平台也发文悼念，「孩提时的憧憬，足球与七龙珠」。鸟山明画漫画的时候有个习惯，把反派画成要他改稿的编辑的样子，《阿拉蕾》里的大坏蛋原型是当时的责任编辑鸟岛和彦。后来他花了长达十年时间创作《龙珠》，期间与他打交道的三位责任编辑也全都以超级大反派的形象留在了他的作品里。三位编辑还组织过座谈会，一起笑着打趣鸟山明的这个创作习惯。2024年3月1日，鸟山明逝世于东京，享年68岁；

　　——叶嘉莹，古典文学研究学者，一个一辈子活在诗词里的人，人生的苦与乐都有诗词陪着她，想家的时候读到杜甫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她几乎要哭了；生病的时候胸痛气喘，她就想起王国维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感慨自己像不曾开发就零落的杨花；而她也在工作夜归的路上，把自己的生活写进了她所爱的诗词里，「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逝世于天津，享年100岁；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第39任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一生见证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他在任期间促成了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通过签署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促成了中东和平，78岁那一年还拿过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生命里有许多个决定性瞬间，而其中有一个瞬间对一代中国留学生至关重要。那是一通凌晨3点打给他的电话，他接电话的那一刻很紧张，因为深夜打给总统的电话通常意味着十万火急的危机，电话那端是他的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他说自己正在北京，「想问你，能不能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去美国大学？」大石瞬间落下的卡特爽快地回答，「告诉他，我们可以接受10万名中国学生！」说完挂断电话继续睡觉。这个电话发生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它开启了中美留学的大门，推动了中美科技交流。直到卡特晚年，他还会常常提起这通凌晨3点的电话，它昭示着改变与合作。2024年12月29日，卡特逝世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家中，享年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