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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青浦调查的刑警是龙野滨和小冷，彭文瑞因是专案组副组长，就留在市区坐镇。当时一个分局不过一辆吉普车，摩托车也不是每个分局都有的，所以龙、冷两人是搭乘长途汽车去的。好在道路畅通，两个小时就赶到了青浦县城厢镇。打听聚星街五十五号，竟是“福诚至中药店”。于是登门找老板。老板姓曹，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刑警问他你们这里是否有一个中高个头儿、说话带本地口音的男子。曹老板说有的，是我们店里的职工陆师傅，叫陆汉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洋行关门，毕阳的饭碗没了，于是就偷偷去了重庆。原是准备参加军队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但到了那里正好遇上“军统”招收知识青年，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当然被“军统”视若宝贝，于是就进了“军统”，被授予少尉军衔。当时，戴笠还亲自接见了毕阳，聊下来，得知毕阳精通英文，头脑又灵活，于是说你也不必去一线做危险工作了，就留在局本部搞情报分析吧，凭你的素质，几年下来，你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专家了。

　　以戴笠当时的地位，能够对一个新加入“团体”的青年说这等话，那是相当重视了。不难想象，“军统”肯定会把毕阳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正如戴笠所预料的，毕阳的素质确实不错，加上自身的努力，以及不事张扬的性格，他跟所有特务不管是看门的小角色还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将校级大特务的关系都处得很是到位。两年后，毕阳就当上了情报处新设的“日本对英美情报活动特别情报组”的副组长，陆军上尉军衔。到1945年元旦，在“军统”的迎新联欢会上，戴笠破格晋升毕阳为少校组长。

　　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获得的情报，掌握了毕阳的真实情况，曾派员前往毕阳宅第去查看。毕阳的母亲、妻子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毕阳划清界限，并主动拿出家藏的黄金、银洋、首饰、手表等交给政府。社会部干部根据政策，没有接受，说这是你们的私人物品，不是毕阳搞反革命活动的经费，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至于这幢住宅，据我们了解，是毕阳1932年回国之前由其父亲出资建造的，所以不能算是敌产，而是属于你家的私产，政府也不会没收，如果受到侵犯，政府还会给予保护。

　　毕阳的家眷对人民政府自是感激不尽，但这样一来，邻居都知道原来毕阳是“军统”特务，逃到台湾去了。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对毕家人就不免另眼看待了。毕家人原本跟外界接触就不多，现在干脆闭门不出。那块挂在门口的铜牌当然早已拆除了，轿车赠送给了亲戚，电话停机，原本家里是雇佣着娘姨的，后来也辞退了。毕阳的老母亲整天在家里念佛，妻子任丹蕊每天出门两次，早上送九岁的儿子上学兼带买菜，下午去学校接儿子。如此生活，外界有些风吹草动、小道消息，自然不可能传入一家人的耳朵。因此，这几天一直令附近一带人们风声鹤唳的红桃大盗抢劫案，毕家三口竟然丝毫不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防范意识了。

　　专案组闻讯赶到现场，一看情况，先让保长、甲长把毕老太和孙子送医院检查，女主人还行，就留下向刑警叙述案发情况。刑警听说对方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不禁暗吃一惊，寻思红桃大盗还真了得，搞起了升级版，冒充电灯公司抄表工觉得不过瘾，竟摇身一变做起了警察！于是就问那证件是什么样子的。任丹蕊说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本本，捏住了封面的大半个位置，朝她一亮。她看见那个本本的下方印着一行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进去之后，在罗三儿身上搜出赃款若干，还有一个长近一尺、宽高各为寸余的小布包，问罗三儿是什么，他摇头不语。便衣以为罗三儿不老实，差点儿撩一巴掌上去。其实这小子确实不知道，这是他在候车室从一个候车的旅客那里扒窃来的。原以为是什么宝贝，不料民警把层层叠叠包在外面的布头解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截动物犄角。几个便衣民警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就放在一旁，然后清点赃款。罗三儿运气还不错，之前扒得的两个钱包中的钱钞加起来竟有上百万元，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像样的款子了。于是，恭喜了！给罗三儿换个地方——送到看守所去了。

　　那笔赃款和像是动物犄角样的赃物，就由便衣带到分局办公室去了。按规定，赃款、赃物都得上交治安股领导，领导登记后再上交分局秘书股（即后来的“办公室”）。治安股领导由于工作繁忙，规定一周交两次，每隔三天一次。今天是交赃款、赃物的日子，一干便衣都涌进了治安股长的办公室。一个也来交战利品的老民警无意间看见动物犄角，不禁一惊：“我的妈呀，羚羊角啊！这是中药里最为名贵的一味，价超黄金。这么长一截，要值多少钱哩！”

　　两个组长辛强、彭文瑞没有参加争论，他们交换了意见后，说罗三儿的那个作案对象，是目前获得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条线索，那家伙既然有昆山口音，又上了去昆山的火车，我们还是有必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不过，如何追查这个人倒是一个难题。因为罗三儿根本说不上他是怎么一副模样，几起抢劫案中劫匪也都是压低帽檐、戴着大口罩的。昆山是一个县，不说这个县的其他乡镇，就说县城玉山镇吧，也有四万人口，要在这么些人中追查一个没有相貌特征的男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请们考虑一下，群策群力，看怎样才能够顺利找到此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议论下来，渐渐集中到了一点上：那个昆山人进了北站候车室，居然要打听从哪个检票口上开往昆山方向的列车，看来这主儿不过是难得来一趟上海的乡下人，这种人参与红桃大盗系列抢劫犯罪活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跟班样的小角色，是个从犯。而主犯呢，估计应该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市区的人，这样才有那份选择抢劫目标的准确性以及在都市作案的从容、老练、狡猾。昆山那个从犯应当是上海市区的主犯邀过来参与作案的，如此看来，主犯跟昆山这个地方可能有着一份特殊关系。之前，从劫匪的作案手段判断，曾怀疑过其中至少有一名劫匪可能有过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经历，为此还请全市各分局提供了原警察局已被辞退的旧警察的情况。

　　于是，先查看各分局提供的资料，看看其中是否有昆山人。最后，发现解放后被辞退的旧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别是新成分局、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和蓬莱区分局的。蓬莱区分局的那位老宋，专案组来自该分局的刑警都认识。这人五十八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解放前半年就已经病休在家了。解放后组织上审查留用人员时，就把他划了出去，因为此人一贯本分，没有做过恶事，所以还给他发了一笔补助金。肺结核在当时属于现今癌症那样的绝症，这人现在是否在世也难说，即使在世也绝对当不成强盗，所以将其排除了。剩下的三个，专案组决定立刻进行外围调查，先看是否有作案时间。

　　前往新成分局调查的刑警苏博、老柳两人于是就了解了袁晓墨的一些基本情况。袁晓墨，三十九岁，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人氏，出身小摊贩家庭，十六岁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厂做学徒。当时做煤球的机器是靠手工摇的，体力消耗很大，但如果能坚持下来，那力气就很是惊人了。袁晓墨将近三年做下来，眼看就要满师的时候，他却辞职不干了。老板当然不允许，你来学生意时是签下过学艺契约的，言明不但要学三年，三年满师后还得在老板这边继续干三年，称为“学三年，帮三年”，你小子三年学徒期还没满就要离开，还真反了你了！老板是青帮弟子，一向横惯了，当下就要惩罚袁晓墨。可是他一打听，却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解放后，军代表审查留用警察时，一看袁晓墨的简历，立马将其姓名划掉——在“七十六号”干过，不找他算账已经便宜他了。袁晓墨于是就失业了。他原本是有家室的，但后来离了婚，住在分局的宿舍里，吃食堂，户口也在分局的集体户籍大本子上挂着。被辞退时，户口当然要迁走，但袁晓墨没有房子，于是就给了他一纸迁出证明，自己保存着，几时有了固定住址随时可以迁入。这种做法，当时上海滩称为“袋袋户口”（沪语中的“袋袋”意为口袋，“袋袋户口”意即装在口袋里的户口）。